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我的个展被不少省市邀去巡展，我也被邀去做讲学。我重点揭露极“左”思潮对美术的危害，甚至毁灭，我讲的全是现身说法，不引经据典，我竭诚推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讲学的观点大致归纳在《 内容决定形式？》、《 关于抽象美 》等文章中，陆续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须知，当时的《 美术 》可说是唯一的美术权威刊物，学美术者必读，影响极广泛，攻击我的文章也大都在《 美术 》上发表，我自知是落入是非之海了，沉浮由之，问心无愧而己。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上，我被选为美协理事，接着被选为常务理事，我从未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这回像坐了直升机了。

    我在那令人诅咒的前海大杂院住了二十余年，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将结婚，住房的问题比天大，燃眉之急，走投无路。忘掉那艰难的过程吧，终于在劲松分得两个小单元房。我和妻及乙丁夫妇、小孙吴吉搬入了新居。因新楼无存车处，每日扛自行车，上下楼极不便，家人也一致反对我再骑车，说年岁大了反应慢怕出事。秦琼卖马，我卖掉了劳苦功高的宝马，时值 80 年代初。妻下厨虽用上了自来水、煤气，但她上班可远了，每天一早出门，从劲松到前海美研所至少一小时，傍晚回家已十分疲惫。她天天挤公共汽车，有一天回家，她并不愉快地说：今天车上有人叫我老太太，让我座位。她惊讶别人说她老了，是的，她开始老了。她索性提前退休了。于是她有机会跟我下乡写生，她工作以来，除了下放劳动的岁月，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今随夫君走江湖，换了人生。

    1987 年 9 月香港艺术中心为我举办回顾展，妻同行。开幕在晚间，已记不清主持的领导官员们，我一味等待林风眠老师，我们说好去接他，他说有人送他来，其实他是坐出租车来的。我一直紧跟他看每一幅作品，同行们也一直围着，笑眯眯的林老师却一言不发，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评语：基本功不错啊。躲开了一切媒体的炒作和是非争论，老师只看了学生的作业，题写了画册和展览的标题。他离开展厅后，我才陪同一些重要人物，答复媒体的提问。翌日英文版 《 虎报 》 以 《 顶峰 》 评价我的作品，其时内地对我早已争议纷纷，港报却一片好评，新华社驻港分社社长许家屯看了一个小时展品，认为我正如日中天。

    第一次香港个展后，我每年为海外个展奔忙，新加坡、日本、美国、英国、法国 … … 妻偕行。 1 988 年日本西武百货店举办中国博览会，店里展销的商品全是中国货，在店的心脏展出中国的文化，有楼兰遗址图片及黄山摄影，再就是我的水墨画展。那是荣宝斋中介的商业性画展，卖得很好，西武很满意。西武老板同我商量，说他们明年搞巴黎博览会，全部展销巴黎商品，想邀我去巴黎写生一月，我的巴黎作品展就作为巴黎商品展的心脏，并邀我妻同行，全部费用与手续办理由西武负责。回巴黎写生一月！我同意了，全不考虑他们商业上的企图，妻也很乐意，是意外之喜。
1989 年，春寒料峭，我与妻住入凯旋门附近的一家三星级饭店，离西武驻巴黎办事处甚近，是他们选订的房。我先买一本地铁手册，重温学生时代的交通路线，路线基本依旧，这样，地铁加步行，我们看遍了巴黎的大街小巷与方方面面，今天我以中国画家的眼来剖析学生时代的洋巴黎。我只通知了德群和秉明，不与外界及使馆联系，一心一意，全神贯注追捕既是故乡又属异邦的巴黎，要解开我的巴黎情结。

    这回巴黎写生，时间紧，当然采用速写，同时用傻瓜相机摄取一些局部形象，补充记忆。风雨无阻，我们每天早点后即带着画具和雨伞下地铁，根据我计划的日程穿透巴黎，猎取巴黎的旧貌新颜。妻也看尽了巴黎的繁华与凄枪，从红磨坊的裸舞到断垣残藤及广告板下的露宿者。

    德群夫妇驾车陪我们去齐弗尼参观莫奈故居，我还是头一次去访问，因 40 年前故居尚未开放，当时只能在奥朗吉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感受莫奈池塘的风光，他的几幅巨幅睡莲环布四壁，令观众如置身池中。莫奈的客厅、卧房、内房通道随处挂满了日本版画，可见东方艺术对印象派及其后的影响，今日并己被提到‘旧本主义”的高度。看莫奈晚期的作品，画布往往并未涂满，着重笔触与色的交错，与中国文入画追求的笔墨情致异曲同工。

    秉明夫妇驾车陪我们重游枫丹白露及巴比松，我们的目标是米勒及卢梭等人的故居。

    仍然秉明夫妇驾车，我们去奥弗 • 休 • 奥洼士，去扫梵高之墓。终于找到了梵高之墓。紧靠围墙边，并立着两块墓碑，一块刻写着：这里安息着房爽 • 梵高（ 1853 - 1890 ) ，另一块是戴奥陀尔 • 梵高（ 1857 - 1891 ）。两块碑前地面上千铺一片长春藤，覆盖着土里两兄弟，如不留心墓碑，我认为这只是一小块被遗忘了的白薯地。没有鲜花。终于我发现谁送来的一小束千麦穗，其间包扎一枝断残的油画笔。我突然想起鲁迅的“药”，在瑜儿墓前哇的一声飞去两只乌鸦。乌鸦，梵高在此画过许多乌鸦，它们今天并不飞来。秉明同我步行察看那画家眼中倾斜的大地、颤栗的树丛、歌唱的苹果花。早春的麦地一片宁静青绿，也许秋天麦穗金黄，骄阳似火时，会再度拨动长眠画家错乱的神经。

    1992 年 3 月至 5 月，大英博物馆举办“吴冠中一― 一个20 世纪的中国画家”展。我的展厅的对面，正展林布朗的素描回顾展，沾他的光吧，两边观众甚多，但我注意到，也有少数观众看过林布朗后，见这边是中国画家之展，头也不回就离去了。开幕后两天，下午，雨，馆方通知我不要离开展厅，说有一位重要的评沦家将从巴黎赶来。他就是《 先锋论坛报 》艺术主管梅利柯恩（ S . Melikian ）。不久，他在 1992 年 4 月 4 日至 5 日的 《 先锋论坛报 》 上发表了题为《 开辟通往中国新航道的画家 》的文章。我有点惊讶他开头便说：“发现一位大师，其作品可能成为绘画艺术巨变的标志，且能打开通往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大道，这是一项不平凡的工作，也许为此才促使东方文物部的负责人罕见地打破大英博物馆只展文物的不成文规例。凝视着吴冠中一幅幅的画作，人们必须承认这位中国大师的作品是近数十年来现代画坛上最令人惊喜的不寻常的发现…… ”

    其他媒体如《 泰晤士报 》等虽也有不少评介，但梅利柯恩的旗帜最鲜明，且因其本人地位的重要性，我的这次欧洲之展无疑引起了关注，BBC 也做了电视报道。

    1989 年春回到巴黎写生一月，旧情脉脉，返国后发表了一篇巴黎札记，我想我向巴黎永远告别了。不意巴黎市立塞纽齐博物馆（东方艺术博物馆）邀我 1993 年在该馆展出新作，并以市长希拉克先生的名义授我以巴黎市金勋章，因而又见巴黎。

    我的展览有些报刊报道，但并不多，不及伦敦如引进了新事物，在巴黎什么也不新，无所谓新旧。但对真正的大师，公认的大师，大家总是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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